周维新放下水壶，看了陈默一眼。他看的时间不短，不像是看救命恩人的眼神，像是在估量，在掂量，在看这个人到底值多少钱。在76号干了这么多年，他比谁都清楚，能在水里闻出毒药的人，不是一般人。一般人闻不到，一般人也不会去闻。只有那些天天跟毒药打交道的人，才会对毒药的味道这么敏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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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陈先生，谢了。”周维新先开口了。他的声音恢复了正常，不快不慢，不高不低，和在南京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
刘德荣也跟着道了谢，声音不大，说了句“多谢”。他的脸色还是很白，嘴唇的颜色也淡了，像刷了一层白漆。孙耀祖连连点头，说了一长串感谢的话，什么“要不是陈先生咱们就完了”“陈先生真是火眼金睛”“回去一定要好好谢陈先生”，声音又尖又细，像一只受惊的母鸡在叫。野原没说话，坐在最前面一动不动的。陈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不看野原的脸。有些人的脸不能看，看了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知道了就不安全了。

车继续往前开。陈默靠在座位上，把大衣领子竖起来，遮住了半张脸。窗外的黄土坡在夕阳下泛着暗红色的光，一片一片的，像凝固了的血。他看着那片暗红色，想起了衡阳，想起了战俘营里那些饿得皮包骨的士兵，想起了哑巴在码头接过弹药箱时的样子。

投毒的人是谁？是那个在井边打水的男人吗？那个穿着灰布衣裳、头上戴着顶破毡帽、动作慢吞吞的。他打水的时候看了这边一眼。也许他就是在看，也许他在等。等他们把水壶灌满，等他们带着那壶水上了路，等他们喝下去，等他们死在这条荒凉的黄土路上。

军统要杀他们。杀整个代表团。他们不在乎谁是谁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五个人都是汉奸，都该杀。野原该杀，周维新该杀，刘德荣该杀，孙耀祖该杀，他也该杀。他们不会区分“这个汉奸是假的，那个汉奸是真的”。在他们眼里，汉奸就是汉奸。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，不管是穿西装的还是穿军装的。只要你是汪伪的人，只要你是日本人的走狗，你就该死。

他救了那四个人。野原、周维新、刘德荣、孙耀祖。一个日本人，两个汪伪特务，一个军统卧底。他救了他们的命，他们感激他。周维新说“陈先生，谢了”。刘德荣说“多谢”。孙耀祖说了一长串。野原什么都没说，但他知道野原记住了。野原这个人，什么都不说的时候，反而记得最清楚。他不说谢谢，但他会记得。记得谁救了他的命，记得谁在水壶里下了毒，记得谁在关键时刻喊了一声“等一下”。

陈默不在乎谁感激他。他只想活着。活着到延安，活着回上海，活着看到这场战争结束的那一天。谁死谁活，不是他能决定的。但他可以决定自己不死。他可以在别人把水壶举到嘴边的时候喊一声“等一下”，他可以在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做出判断，他可以在别人还在害怕的时候站出来。这就是他活到现在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