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瑶眨了眨眼,以为他要制止自己,正要撇嘴表示不满——
家驹却并没有放开她的手。相反,他拉着她的手,引导着,塞进了他自己的外套那宽大的侧口袋里。口袋内里柔软而温暖,带着他的体温。
然后,在那一方黑暗、温暖、完全属于两人私密空间的口袋里,他的手指坚定而温柔地穿过了她的指缝,与她十指紧紧相扣。掌心相贴,脉搏的跳动似乎都透过皮肤传递、共鸣。
这还不算完。家驹扣住她的手后,那只手的小指,开始有一下没一下地、极其轻柔地在乐瑶的手心里刮动。那动作细微至极,带着羽毛搔刮般的痒意,和一种难以言喻的亲昵与挑逗。仿佛在无声地回应她先前的“挑衅”,又像是在这万米高空的公共场合里,开辟了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人的、心跳加速的秘密频道。
乐瑶的脸“腾”地一下红了,比刚才主动“偷袭”时还要红。她没想到他会如此回应。手被他紧紧握着,小指刮动的触感让她心尖发颤,方才那点得意和调皮瞬间化成了更深的羞赧和一阵阵酥麻的悸动。她不敢再看他亮得灼人的眼睛,飞快地转回头面向窗户,但嘴角的笑意却越来越大,怎么也压不下去。被他握在口袋里的手,也悄悄地回握,指尖同样轻轻挠了挠他的掌心。
家驹看着她瞬间通红耳根和强作镇定的侧脸,眼底的笑意终于满溢出来。他也转回头,重新看向手里的书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只是那只在口袋里的手,将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些,小指刮动的节奏,也带上了一丝心照不宣的愉悦。
昏暗的机舱里,噪音依旧,旁人昏睡。无人知晓,在靠窗的座位上,一件深色外套的口袋里,正上演着一场无声而炽热的、十指紧扣的隐秘情话。飞往天津的航程,因为这偷来的亲密时刻,而显得不再那么漫长和疲惫。掌心相贴处传来的温度与脉搏,是比任何言语都更让人安心的力量。
午后,天津机场。
飞机降落,天气出奇地好,阳光充沛,空气微寒却清爽。然而,天津机场的简陋出乎所有人意料。领取行李的地方甚至比广州还要糟糕,几乎没有像样的传送设备,大件行李需要人工搬运辨认。Beyond那些显眼的乐器箱在闸口前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混乱和等待,大家七手八脚才将东西搬到手推车上,推到外面的停车场。
然而,停车场里只停着一辆中型货车。之前说好的“一辆运行李,一辆载人”的安排并未兑现。两位从北京跟来的杨小姐和她的同事脸上也露出了诧异和不满,她们显然没料到公司这边的对接会出这种纰漏。
“怎么回事?不是说好两辆车吗?”杨小姐用普通话对着空气抱怨,脸色有些难看,既觉得在客人面前失了面子,也对接下来的安排感到担忧。
乐瑶见状,上前用普通话温和地说:“杨小姐,先别急。一部车就一部车吧,大家挤一挤,行李放好绑稳就行。关键是先到北京。你看怎么样?”她的语气平静务实,有效地安抚了对方略显焦躁的情绪。杨小姐感激地看了她一眼,点了点头。
此时已过中午,午饭尚无着落。Leslie和几个男生去机场简陋的厕所时,发现里面根本没有餐厅。杨小姐她们尴尬地表示,沿途是郊区,很难找到吃饭的地方,“这里不像南方,劝大家忍耐一下。”
“忍耐!没问题。”家驹代表大家表态。实际上,紧张和未知感早已冲淡了饥饿。只是看到两位陪同的姑娘也没得吃,大家心里更有些不是滋味。
货车沿着宽敞但单调的公路行驶。两旁景物几乎一成不变:低矮的农房、连绵的农田、偶尔驶过的骡车与汽车。车厢内,北京人和香港人,普通话和粤语,形成了两个略显隔阂的小圈子,只有偶尔的搭讪和询问,才显得“乐也融融”。但实际上,一种不安的潜流正在滋生。
杨小姐递给Leslie和乐瑶一份刚刚拿到的行程表。Leslie看着看着,眉头越皱越紧。乐瑶凑过去看,心也沉了下去。表上写着:今晚到场馆视察、明天全天彩排、晚上演出、后天演出、第四天游览北京……这些都没问题。但第五天,赫然写着:“坐车到天津机场,飞返广州。”
这意味着,他们需要再次经历今天这种长途汽车颠簸,从北京返回天津,再飞广州,而不是从北京直飞香港或广州。这无疑增加了劳累和不确定性,也显露出主办方在统筹上的混乱或节俭过头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傍晚,北京燕京饭店。
车子进入北京后,又在庞大的市区行驶了近一小时,下午五点半,终于抵达下榻的燕京饭店。比想象中好些,至少是正规的涉外饭店。
入住后第一件事,是填饱饿了近九个小时的肚子。饭店餐厅简单吃了点东西后,乐瑶和Leslie立刻找到杨小姐,语气严肃:“杨小姐,我们希望尽快见到演唱会的总负责人刘小姐。有些事情必须当面沟通清楚。”
“对,机票和整个返程安排,跟最初沟通的完全不一样。还有车辆、接待的细节,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。”Leslie补充道,脸上是压抑着的不满。
杨小姐面露难色:“刘小姐……她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忙,家里也没装电话(当时家庭电话不普及),恐怕今晚联系不上。”
这时,Beyond四人听了情况,尤其是看到那份不合理的行程表后,连日积累的疲惫、辗转、不顺终于爆发。家驹代表兄弟们,语气坚决地对Leslie和乐瑶说:“机票同返程安排唔搞清楚,我哋冇办法安心演出。今晚嘅场馆视察,我哋唔会去。几时问题解决,几时再开始工作。”这不是任性,而是基于专业和基本保障的合理抗议。